【形式】
商会需要活动家
6月4日，本报企业家俱乐部组织了一场“商会活动家岗位职业化”的百家主流商协会秘书长分享会。这样规模的商协会交流活动，在全市少有，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。会后不少商协会秘书长们希望以后经常组织类似乎的活动，可以“人数少一些，交流深入一些”。经常组织商协会之间的交流，已列入了本报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安排。本期之所以以“商会活动家
岗位职业化”作为主题，是据我们观察，商会能够健康发展，有赖于“活动家”式的“二号首长”，有赖于职业化的专职队伍。
“未来一定是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元社会，所以商帮将为现代NGO的民间商会取代。畅销书作家徐志频撰写的《当商帮已成浮云》既是回溯过往的商帮文化，也为当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。”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这样认为。
作为一位商会建设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，伍继延认为：当代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。作为当代中国新型商会的开拓者，虽然我们并不能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前人的实践中找到什么是“商会”的标准答案，但从多年的直接实践中已然确切地知道：第一，商会不是家族或者家庭，不能搞任人唯亲或者专制独裁的“家长制”；第二，商会不是企业，不能以赢利为目的，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；（深圳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称之为，商会工作人员不能当会长的家丁，只为会长一个人服务）；第三，商会不是政府，会长的权利来自会员的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，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。
【解析】
迎接商会组织建设的春天
“末路商帮，少年商会，商会应该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。”伍继延认为，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。广大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和学习。商会可以成为锻炼会员民主能力的舞台。待假以时日，公民社会的非盈利性NGO组织――商会，成为建设新中华商业文化的核心动力！
徐志频也认为：中国的传统的商业文化是以权力作为发育生长点的。商业要大成，必然遵从商业的自由、平等天性，而不能依靠权力的强制力。附着点错了，后面只会一错再错，短暂的、偶然的动力，到最后遗憾总是成为阻力。现代商会的标准，有四个法律特性：公益性、民间性、自律性、法人性。这是农耕文明渐次消亡，工业文明、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必然。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导致平等、自由等观念的传播，契约关系取代人缘关系，这些对传统的商帮核心价值观都带来颠覆。
有关专家剖析，商业与商人，本质上是反权力的。它需要的是权力的反面，自由、平等。它需要根据财力社会的规则来行事。一则可以通过将权力打碎分散到财力中去。具体说，就是政府的权力，放到商会、商人中，实现商人自律、商会自治；二则可以让财力自由发展出他们的规则，通过这些规则再新生出一种全新的权力文化来。
披着现代商会外衣的商帮，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。穿西装现代商会将迥异于着长袍商帮。
【预测】
现代商会应该出现
在现代的商会建设中，一些负面效果不容忽视。如温州民间借贷危机，就反映了商会作用的严重缺席。商人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，也有能力承担起中国社会民间自治的功能。当商会承载起社会理想，为实现公共价值而奋斗，它的价值就有望充分凸显。当商帮已成浮云，现代商会应该出现。
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秘书长、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，在商会组织已经有过十多年的实践。在上次的秘书长分享会上，他就指出，目前商协会离市政府提出的“民间化设立、规范化管理、市场化运作和国际化标准”还有一段距离。“现在很多商协会还在强调桥梁、纽带的定位，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，没有充分发挥主动性、能动性和创造性”，王理宗认为，商协会要做的是代言人、推动者，
“一个组织要持续、有活力发展，不在于组织结构或能力，而在于其精神实质”。
王理宗将商协会的精神实质分4个分面进行阐述。
一是代言精神，他认为商协会代表组织的形象、品质、利益和实力，目前国内与国外行业对接的多是政府，商协会应该努力为会员代言，积极与外界进行沟通和博弈；二是公共精神，王理宗认为行业也应该有公共的概念，商协会应该有共同的力量、资源、空间和影响力，有公共的规则和目标，遵守共同的约定；三是互益精神，他认为互益与公益相对的，商协会其性质决定其成员间应该相互得益，“每个小的个体能力有限，但组织在一起能力就聚合了”；最后，他提到了权威精神，他认为商协会在道德、技术、战术和战略方面应该要有权威性，应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去实现权威精神。“有了四个精神，商协会就有了保证，才能生生不息地走下去。”
商会发展要有商会精神之外，还要有自己的机制。目前，很多深圳商协会已走出了仅靠会费收入选“维持会长”的局面。建立了多条资金运作渠道：组织各项展览活动家，设立各种投资基金“以会养会”，提升行业竞争力抱团发展等等。
在今后几期《深圳商帮》中，我们将介绍深圳及全国部分特色商会的发展经验。
